重看康德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以自由和道德法则的循环为视角

在论述定言命令何以可能的过程中,康德意识到一种可能的质疑:自由和道德法则的交互论将陷入循环,于是他通过寻找一个自由的非道德的根据来摆脱循环,完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本文指出,循环是双向的,但归根结底是从道德法则到道德法则的推论。康德通过先验观念论确认我们是理性行为者,并得以摆脱循环。循环的摆脱构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的重要条件。不过,阿利森认为循环的摆脱失败了,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阿利森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自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吗——西方自由意志观批判

西方学界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中,往往倾向于把能够做出随机偶然的"开放性选择"说成自由的本质特征。其实,自由首先在于人们基于"由我自主的意欲志向"提出的诉求性价值偏好能够得到从心所欲的实现。相比之下,"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或"能够替代的可能机遇"不但只是有助于达成自由的从属性工具,而且还始终遵循着"趋善避恶"和"取主舍次"的人性必然逻辑,因而其开放性程度并不会实质性地影响到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存在。     

睡眠时间参数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以338名学前儿童为被试,采用母亲报告法探究了学前儿童睡眠时间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睡眠总时长对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显著,而睡眠总时长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2）夜间睡眠比对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显著,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夜间睡眠比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对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夜间睡眠比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内化问题行为,而对低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夜间睡眠比对其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并不显著;夜间睡眠比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文化视角下工作-家庭关系差异分析

工作-家庭关系研究是组织与管理心理学中研究的热点议题,社会文化因素是工作-家庭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在分析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总结发现:个体主义文化下的员工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对等并且领域之间界限明晰,而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的工作-家庭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且员工的工作和家庭之间存在更多联结。如何在现有的工作-家庭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明晰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研究理论以及挖掘能够体现我国工作-家庭关系特征的研究主题是今后研究的方向与任务。     

技术伦理学何以可能?

对"技术伦理学何以可能"的追问关系到技术伦理学的学科合法性,是技术伦理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虽然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具有价值负载性"的命题进行了论证,但在进一步论证"技术为何负载伦理价值"这一命题还不够充分,本文从"自由"、"信息"和"中介"三个角度,把技术的价值负载性的论证推进到技术的伦理价值负载性的层面,从而为技术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寻找深层的理据。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据《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GMS),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     

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与青少年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

对1708名八年级青少年（平均年龄14.30±0.48岁,男生852名）及其母亲（平均年龄39.17±2.47岁）的抑郁症状、母子关系和青少年消极情绪性进行测量,考察了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母亲抑郁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2）母子关系在母亲抑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母亲抑郁既能增加母子冲突的强度,也能降低母子亲合水平,进而导致青少年的抑郁;（3）青少年消极情绪性在母亲抑郁影响青少年抑郁的中介机制中起调节作用,仅在高消极情绪性的青少年中,母子冲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但消极情绪性不能调节母子亲合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4）母亲抑郁影响青少年抑郁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存在性别差异。     

认知神经研究中的积极共情

积极共情指个体对他人积极情绪状态的理解和间接分享过程。虽然它与消极共情在产生过程中都依赖于镜像神经系统和心理理论系统的活动, 但是两者在产生难度上不同。对于积极共情情感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 不同的研究者观点各异：一些认为与消极共情一致, 都集中在脑岛及其相关脑区; 而另一些则认为是大脑的愉悦系统。关于积极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方面。今后需要进一步了解积极共情在产生机制和情感表征上的特点, 拓展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展开对特质积极共情神经基础的探讨。     

农民工的三类社会关系对其道德脸面感受的影响

探讨三类重要关系他人在两类负向道德事件中对农民工脸面共享感受的影响。采用基于情境故事法的纸笔实验。使用2(家庭伦理,消极义务)×3 (父-子/女关系,同乡关系,工友关系)被试间设计,共6组被试,每组有效被试分别为299、296、297、296、298、292,共计1778名。结果,在关系他人违反家庭伦理时,个体只和家庭内成员产生脸面共享,对于家庭外成员则不产生脸面共享;当关系他人违反消极义务时,个体则会因关系远近和不同关系他人产生不同程度的脸面共享。结论,当关系他人违反家庭伦理或消极义务时,农民工均体验到不同程度的脸面共享感受,其脸面共享的程度随关系远近有显著差异。